问答四则：女生节女神节、父亲节、懂哲学、哲学宗教物理
最近受邀在「悟空问答」上答题。因为时间精力有限，只能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地回复，许多细节有待展开详细论述。不过毕竟敝帚自珍，觉得可以先把一得之愚记录在此。今天收有对以下四道题的回答：
1. 把三八妇女节改成女生节、女神节，有歧视成分吗？
2. 父亲节是怎么来的？
3. 什么才叫懂哲学？
4. 哲学、宗教与物理学有什么样的关系？
上期问答结集见：
把三八妇女节改成女生节、女神节，有歧视成分吗？
无论是把三八妇女节改为「三八女神节」，还是提前一天过「三七女生节」，都暴露出下意识的性别主义（及其与其它多种歧视及偏见的交织），但同时也是当代一些社会政治大背景的反映。
先说「女生节」。这个节日最初流行于高校，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大学生群体对僵化而陈腐的意识形态宣传的一种反弹：由于官方话语体系早已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丧失了活力，其长期使用的「妇女」一词（往往与「劳动」连用，即「劳动妇女」）也便连带遭到了厌弃；一般人说起妇女，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大约不是「官僚古板的妇联主任」，就是「聒噪市侩的中下层已婚女性」——后者就像贾宝玉说的：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以「女生节」作为替代，不得不说很符合在校年轻人的心理，但同时也暗含着与性别偏见交织的年龄歧视（是正当青春的「女生」、不是人老珠黄的「妇女」）、已婚歧视（是待字闺中的「女生」、不是贾宝玉口中的「死珠」）、阶层歧视（是身为天之骄子的「大学女生」、不是终日为生计操劳的「劳动妇女」）。
其中，在已婚歧视的背后，又隐藏着更深一层的性经验歧视：「女生节」最初流行时，之所以会被选在三月七日，其实与一个黄色笑话密切相关——「女生与妇女之间只差一『日』」；换句话说，这里的「女生」，其实暗指的是「处女」；一旦有了性经验，「女生」就「沦为」了「妇女」，其「价值」也就随之大减（参见《处女情结》）。
至于「女神节」，源自最近几年电商的策划和推动。它最初带有一部分相貌歧视的成分（「女神」最初是「美女」一词贬值后的替代品），但在更深的一层上，它还反映出对女性的客体化与物欲化倾向：女性不再是主动参与劳动和抗争的「妇女」、而是首先作为「女神」被男性凝视和观瞻；「女神」们虽然平时高高在上，但只要男人多金、肯为她们「买买买」，再遥不可及的女神也会纡尊降贵。
与此同时，「女神节」也是代表着对「妇女节」的去政治化：后者对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历史的纪念意义（参见《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五大起源迷思》）遭到掩盖，最终被收编为又一个主打「买买买」的消费主义狂欢节。当然，在一个女权组织频遭打压的年代，妇女节的去政治化，大约也不是什么很令人诧异的事情罢。
注：顺便友情宣传一下这个活动：「高中生性别平权领袖夏令营」。亦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链接查看。
父亲节是怎么来的？
目前中文互联网上流行庆祝的父亲节，特指「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这个源于美国的节日。关于这个节日的来历，有三点不得不提：一是社会文化中对父亲在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二是商业力量在背后的推动，三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美国对全世界的文化辐射。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Anna Jarvis对「将五月份第二个星期日设为母亲节」的倡议大获成功后（参见《母亲节》），不少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设立父亲节的念头（此外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倡议比如「祖父母节」、「秘书节」之类），其中艺术家Sonora Smart Dodd的方案成为后来美国官方父亲节的滥觞。
但在一开始，设立父亲节的倡议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Dodd之所以倡议设立父亲节，是因为在她母亲去世后，其父William Jackson Smart并未再娶，以一己之力将六名孩子抚养成人。然而像Smart这样主动承担家务、关心子女成长的父亲形象，恰恰与当时美国主流文化中对父职的理解背道而驰：在时人看来，男主外女主内天经地义，男人就该在外头挣钱打拼，女人就该在家里相夫教子；男人在外面工作那么累，回家就该喝喝酒睡睡懒觉，对子女不闻不问；倘若做父亲的平日对子女流露出太多情感，反倒是他「男子气概」不足的表现。
所以在「父亲节」倡议提出的头二三十年，除了一些零星的小规模庆祝之外，在全美范围内几乎被人遗忘，偶有报章提起，也是当作笑话来谈。
转折发生在1936年，一个名为「父亲节委员会」的组织在纽约出现（1938年改名「推动设立父亲节全国委员会」），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这个「父亲节委员会」是谁成立和赞助的呢？
纽约男装零售联合会（New York Associated Menswear Retailers）。
原来，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令男装（尤其是领带）的销售量暴跌。三十年代中期，经济渐趋起色，但男装销量并未及时回升，领带商们心急如焚，尝试了各种办法增加销量，最终确定以「父亲节」为突破口。他们和烟草商等行业联合，在全国的报纸杂志上刊登广告鼓吹「父亲节买领带/买香烟回馈父亲」，和梅西百货等大公司合作举行「父亲节大游行」，聘请游说公司劝说议员推动设立父亲节，诸如此类。
这些攻势的效果立竿见影，不但父亲节单日销量连年攀升，而且这个节日也在六七十年代获得美国政府的官方承认（1966年总统令，1972年正式立法）。
注：对以上历史的考证详见Leigh Eric Schmidt, Consumer Rites: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American Holid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也可参考Phil Edwards, “How the Necktie Industry Saved Father’s Day”, Vox 6/16/2016对该书相关部分的总结。
「六月份第三个星期日父亲节」在美国成为官方节日后，又随着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化霸权（或者说「软实力」）辐射到世界各地（包括当代中国）。
有趣的是，当年阻碍父亲节一开始获得接受的原因（男权社会对父亲角色的刻板印象），如今恰恰成为了许多人在父亲节时歌颂的对象（远离家务的、沉默不语的、平日对子女若即若离但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展示「男子气概」并成为子女「坚强后盾」的父亲形象），不得不说是极大的讽刺。
什么才叫懂哲学？
在讨论「什么才叫懂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先注意到，在日常语言中，「懂」并不只有一种含义、一套标准。
不妨拿围棋做个类比。什么才叫「懂围棋」？当一名初学者掌握了围棋的基本规则（比如怎么吃子、怎么打劫、怎么算目）之后，他便不再是对围棋一窍不通（亦即完全「不懂」围棋）的外行，我们也常因此说他「懂」围棋。
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会觉得，仅仅掌握基本规则并不算「懂」围棋，至少还要熟记定势（并能大致说出定势背后的道理）；或者更进一步，需要具备一定的棋力（臭棋篓子「懂」围棋吗？），比如大致看得出一局棋的势态、高手复盘分析一手棋的好坏时能够跟上思路、对关键着法可以尝试着进行若干回合的推演，诸如此类。当然，棋力可以不断积累和进步，与此相应的「懂」与「不懂」也并非全有全无，而是程度高低之别。
假设你有朝一日成了人类之中的最强棋手，俯瞰群雄，大概可以自称「懂棋」了吧？结果AlphaGo一出，轻易将你横扫，你或许又哀叹道：「原来人类距离真正懂得围棋，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可以看到，当我们使用「懂围棋」这个说法时，可以指「懂」得基本规则，可以指「懂」得包括定势在内的入门棋理，可以指「懂」得（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棋理进行分析、计算和求胜，也可以指「懂」得何为围棋的「终极对局」（亦即在任何一回合均下出最佳着法的对局）。
面对不同研习程度的对象，我们往往会根据相应的标准来理解什么叫「懂围棋」，因为在太高或太低的标准上奢谈「懂」或「不懂」此时很可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哲学同样如此。对刚入门的人来说，了解一些基本的哲学概念和方法，或许就足以称为「懂」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懂」的标准也会随之变化。假设我们将对「懂」的要求推到极端，那么大概只有对任何哲学问题都能给出无懈可击的论证和回答，才叫做「真正懂哲学」——不过倘若以此绳之，古往今来恐怕还没有哪个人能够满足条件。总之，「懂哲学」在不同人眼里、在不同语境下，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当然，光回答到这一步，我想一定不会令提问的朋友满意。事实上，尽管「懂」的含义往往随语境变化，但在本题的语境下，提问者很有可能想要知道的（而且相对而言对大多数人比较有意义的）是，在钻研哲学的过程中，达到类似于围棋上「具备一定棋力、和专业的或许没法比、但在一般的业余爱好者里头肯定可以算高手」这样一种水平，大致需要满足什么标准。
对于这个意义上的「懂哲学」，我想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当然是对哲学的方法论（概念澄清、逻辑分析、思想实验建构、反思平衡等等）有基本的了解，并能够在遇到具体问题时，相对灵活熟练地运用这些方法。
但光掌握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哲学史上（包括当代哲学讨论中）某些比较重要的观点和论证有个大致的了解，以免闭门造车，或者一头钻进牛角尖。这里仍可拿下棋类比：一名再天资聪颖的学棋者，在泛泛地了解「棋理」之后，如果不愿继续熟悉和揣摩各种名局名着，棋力也很难有所突破。这是因为围棋的复杂度太高，仅凭一人之力根本无法穷尽各路重要变化。而哲学作为对日常生活中各种概念、直觉、经验素材在规范层面加以统合的反思平衡，其复杂性比围棋只高不低，更容易犯「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当然，反过来，如果只会背诵哲学经典、细数哲学流派，而不知道如何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化用哲学方法进行分析，则同样是「学而不思则罔」。）
最后，正如围棋棋力的高低，并不仅仅表现为输赢的多少（否则天天找臭棋篓子蹂躏即可），而是在于每一手棋的质量、在于其与「最佳着法」的接近程度，与此相类的「懂哲学」，也应该是苏格拉底式的，而非「智者」式的——掌握哲学方法、熟悉重要的哲学论证，目的是为了求知解惑，而不是为了「辩赢」别人。
换句话说，倘若一个逻辑学得较好的人，在讨论哲学问题时，仅仅满足于用他明知是诡辩的技法将当前的对方「论敌」绕到迷糊，或者仅仅满足于挑出对方当前的逻辑漏洞，而不去进一步思考这个漏洞对对方所持论点是否致命、持对方论点者是否有可能修补这一漏洞从而发展出更有力的论证，那么他的自命「懂哲学」，与下赢臭棋篓子便沾沾自喜者自命「懂围棋」，其成色并没有什么区别。
哲学、宗教与物理学有什么样的关系？
三者都植根于人类对世界的好奇与困惑，都力图建立系统性的解释或证成体系来回应这些好奇与困惑。就这些体系的内容兼容性而言，哲学与物理学（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谓盟友，而二者与宗教之间则存在较大的张力。
包括物理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其根本旨趣是描述性的，意在揭示自然世界的种种现象与规律；哲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则是规范性的，意在为实质上属于应然层面的问题给出最恰当的反思平衡（参见《哲学和三观》）。
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完全与规范性问题无涉，也不是说哲学从来不讨论描述性问题。
就前者而言，一方面科学研究通过为规范性讨论提供经验素材，而间接影响我们对规范性问题的直觉和判断；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在一定的规范性预设（包括对本体论与方法论层面的自然主义承诺，以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价值观共识和基本信任等等）的前提下才得以可能。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对这些预设的判断被悬置，其证成便留待哲学反思来完成。
就后者而言，确实哲学史上对描述性问题作出推测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科学的各个分支（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最初也往往是从哲学思辨中脱胎而出，因此有人可能会质疑「哲学的根本旨趣是规范性的」这一说法。但实际上，在经验素材及研究方法远不足以支撑一门独立科研学科的条件下，在日常观察与思辨基础上对相关描述性问题做出尽可能合理的揣测，恰恰是认知规范性（epistemic normativity）的一个要求或者说推论。也就是说，历史上哲学之所以会时不时呈现出推测性的面相、乃至成为多门学科的「孵化器」，同样是其规范性旨趣的间接后果之一。随着某一描述性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哲学便可从相应领域的推测中抽身而出，转而专注于解决更为纯粹的规范性问题。
换句话说，科学对描述性问题的关注要求其预设某些规范性承诺并悬置相关判断（交给哲学解决），哲学对规范性问题的关注要求其不断生成和转让对描述性问题的推测（交给科学解决），两者恰好互补，共同构成一个融贯的解释与证成体系。
宗教则不然。其野心是跨越描述与规范两界的，既试图解释自然现象，又试图给出一套道德生活的指南。与此同时，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形成的诉诸权威与依托仪轨的惯性，与科学及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暗相抵牾；更重要的是，宗教在描述性层面对超自然力量的认定，又与在科学研究中被预设、待哲学反思与证成的自然主义承诺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参见《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宗教信仰》）。